如何评价王家卫?

人民文学出版社,古今中外,提高为主

图源:豆瓣

文章首发于《作品》文学杂志

黑色墨镜

2018 年,王家卫六十岁。对中国人来说,六十甲子一轮回,渡过波澜起伏,人生走向“中庸”。人到这时,虽尝尽名利,却也在不断的告别。眼前路越走越窄,所以回望过去。他有美满家庭,有名利,有兄弟,有事业,但就是这样一个人,却拍出彻头彻尾虚无的片子。在王家卫的早期电影里,主角是精神上的孤儿,没有父亲,没有母亲,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信仰,像一根芦苇,游荡于空旷又逼仄的都市。

有人说他像张爱玲,冷眼看人间,趟过孤独的泥沼。他的确从小读张爱玲的小说,思考过相似的问题,但他从没有翻拍张爱玲的作品,觉得那样吃力不讨好。他承认自己的底色和张爱玲很相似,一部《东邪西毒》,是电影版的《半生缘》。

或许在返回家后,透过墨镜,王家卫会想起三十年前的时光。那时,他普普通通,出入闹市,无人识得。《重庆森林》的故事,就是他的生活,他是个浪漫的高个子,还在牛仔裤专卖店工作时,搭讪的技巧已纯熟。一次,王家卫看上一位高瘦的女人,那女人要一件 APPLE 牌牛仔裤,他主动上前问:“小姐,我知道你的名字,你叫阿美。你参加过模特大赛对吗?”那女人冷冷地说:“对不起,你认错人了。”待付完钱后,直接离开。第二天清早,她却怒气冲冲返回店铺,质问王家卫:“阿仔,你怎么搞的?尺码根本不对,我怎么穿啊?”王家卫说:“我料定你今天会来找我,尺码我是故意拿错的,想请你喝咖啡,肯赏脸吗?”

后来,这个“阿美”被写入《重庆森林》。相似的情节还很多,对王家卫而言,搭讪女孩如夜间骑行,有趣而刺激。有一夜他刚刚失恋,和朋友到酒吧买醉,他对朋友说:“从现在开始,第一个进来的女人,我就要追求她。”多年以后,陈以靳依然记得,自己在那天戴着一副墨镜,独自进入酒吧,一位高大的男人主动上前,对她说:“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,只有三个理由,第一个,说明她是个盲人;第二个,说明她在耍酷;第三个,因为她失恋,她不想让别人看出来她哭过。”陈以靳抬头凝望他,款款笑道:“我看,那个失恋的人是你吧。”

于是,他们结为恋人、夫妻,到如今未分离。

在遇见陈以靳前,母亲是王家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,也是他很多作品主角的原型。母亲在香港缺少朋友,时时一个人操一口吴侬软语,穿一件紫色旗袍,客居异乡,王家卫是她的牵挂,也是她少有能说上话的朋友。多年以后,当《花样年华》赚足几万人的眼泪,王家卫真正怀念的,还是她的母亲。

陈以靳曾见过他流泪,但在镜头前,他恪守平静,“语不可激,怒不可留”,如同《一代宗师》的叶问,王家卫说话像打太极拳,不点破,不动怒,但是很真诚。他很喜欢引用《醉古堂剑扫》,这是一本明人语录,后来被《小窗幽记》抄袭。他的为人处世,恪守着《醉古堂剑扫》的警句。这使得王家卫捉摸不透,却有一丝士大夫的味道。

在镜头前,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。因为这是太太送他的定情信物。镜头前温文儒雅的他,永远只谈工作的事。他身高一米九,面色沉静,很多记者想看透他,但初次见面就知毫无希望,王家卫把自己藏得很深,他字斟句酌,精通于化解问题,无论是《鲁豫有约》还是 Vice,都无法刺探到工作以外的细节。

墨镜成为王家卫的留白符号,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戴墨镜。最初,他在 TVB 当打工仔,没什么人关注他,也就没有墨镜示人的必要。TVB 名气很大,却不重用他,他决定辗转电影业,来到当时知名的新艺城影业,写出《君子好逑》《黑帮三部曲》等剧本。王家卫那时就与张国荣一步之遥,但他只是个小编剧,和大明星认识的机会不多。

他的前半生没有一丝成为大师的迹象,因为出稿慢,他两次被人炒鱿鱼。第一次,炒他的人是黄百鸣;第二次,是小制作公司永佳。陈勋奇那时候也在永佳做一个演员,当时他还不知道,自己将来会成为王家卫的御用配乐师,谱写出《东邪西毒》、《重庆森林》、《堕落天使》乃至《一代宗师》的配乐。

不知道的还有杜可风。他比王家卫长七岁,八十年代已小有名气,和杨德昌有过合作。直到 1990 年,经由张叔平介绍,他才和王家卫结识。杜可风的光线运用、手持摄影很对王家卫的胃口,他俩一见如故、惺惺相惜,一合作就是十几年。后来,杜可风、张叔平与王家卫并称“无敌铁三角”。

八十年代的王家卫尚在沉潜。三位贵人改变了他的轨迹。第一位,是创作人甘国亮,他是王家卫心目中的师傅,教会了王家卫如何写电影对白;第二位,是香港新浪潮导演谭家明,他致力于呈现“香港文化、精神和地理上的错位”,直接影响了王家卫的创作思路;第三位,是投资人邓光荣,就是他招揽了被永佳炒鱿鱼的王家卫,组成“王家卫、刘镇伟和刘定坚”三人组,并支持《旺角卡门》和《阿飞正传》的拍摄。当邓光荣去世时,王家卫说:“他是第一个支持我和鼓励我去做导演的人......我会永远怀念他。”

转折点在 1991。王家卫不会忘记 1991 年,那一年的金马奖最佳导演的争夺中,他凭借《阿飞正传》击败了关锦鹏的《阮玲玉》、李安的《推手》以及杨德昌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,拿下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要奖项。

《阿飞正传》是很多人的第一次。王家卫第一次拍文艺片;第一次收获金像奖、金马奖;张国荣、梁朝伟、杜可风等人第一次与他合作;这也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王氏电影。如果说《旺角卡门》还遵循着香港商业片的基本套路,那么从《阿飞正传》的第一分第一秒开始,我们知道,一位不同凡响的电影鬼才诞生了。

王家卫是个戏痴,为了拍好《阿飞正传》,他花了六十多万尺胶片。他对工作有近乎变态的执着,在业界素以折磨演员著称。据说刘嘉玲一个抹地的动作,他拍了四十六次;刘德华一句台词,拍了二十多次,而张学友的一个低头,足足拍了六十次。不是谁都能忍他,但忍下去的,最后都服了他。有人觉得他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,王家卫不作回应,在片场里,他惜字如金,反而是杜可风有一肚子的话。

在《阿飞正传》中,他第一次淋漓尽致地呈现错过的主题。旭仔一辈子都记住 1960 年 4 月 16 号下午 3 点,而苏丽珍一直记住他,但却已经错过他,他们曾经是一分钟的朋友,发展到两分钟、三分钟、每天一小时,又在一个瞬间后,彼此的生命从此错过。

类似的情况出现于《阿飞正传》的姊妹篇《花样年华》。苏丽珍和周慕云的相遇是一场巧合,如果不是因为租房相近,他们不会擦肩而过。周慕云通过借书、约会、“船票”来暗示他对苏丽珍的喜欢,苏丽珍也一度深陷情感漩涡而大哭,但他们始终过不去内心最后一道坎。可因为彼此内心的道德观念,他们最终错过。

在与林耀德的的对话中,王家卫说:“我所有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: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”更具体一点,就是感情的错位、拒绝与被拒绝。都市人害怕错过,却时时错过。在王家卫看来,人与人的关系很看重时机,一样的人,一样的话语,时机不同,效果天差地别。如同苏丽珍和周慕云,当他们以彼此最沮丧、最难堪的状态相遇,当他们彼此孤独,他们在脆弱中相互理解、相互温暖,以至于尘封的心再一次投入感情的激流。

《花样年华》先后出现三段游戏,每一段游戏,都是周慕云和苏丽珍试图进入情境中,去确认某一件事。三段痛苦的“游戏”,让周慕云和苏丽珍直面爱人出轨的现实,也让双方明白,各自对对方的情愫,已经难以掩藏。当苏丽珍靠着周慕云的肩头哭泣时,她爱上了周慕云,只是,她说不出。

王家卫把这个故事放在1966年结束,他不想把“爱情”结束于“爱情”本身。在1966年,有些事情结束了,有些事情开始了,“过去”你无法改变,“未来”你终将面对。

周慕云和苏丽珍最终分离,到最后,周慕云也无缘得见他们的结晶“庸生”。据说,片尾柬埔寨那场戏,有他们重逢的素材,只是被王家卫毫不留情地剪掉了。对于观众,这是缺憾。对于电影,这却是点睛之笔。比起擦肩而过,圆满才是最大的缺憾,最美的爱情活在刀刃上。如一位豆瓣影迷所说:“如果圆满了,我会微笑,但会叹息。而现在,我叹息了,却会长久地欣喜和铭记。”

黄金年代

花样年华确实好,事到伤心每怕真。那些伤心的往事,也随着岁月这细细的风声,飞走了,或者,埋在心里。无论原谅与否,都已过去。晏殊说: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他还有一句:“扫地可怜花更落,卷帘无奈燕还来。”

但回到九十年代,还不必如此伤感,九十年代是泽东影业的开拓期,对他们那批电影人而言,是一个难得的浪漫年代。梁朝伟、张国荣、张曼玉、张震、林青霞、王菲、杜可风、陈勋奇、张叔平、刘伟强乃至关本良,他们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适合的人,把自己做好的时光交给彼此。在九十年代的王氏电影里,他们一手揽下表演、摄影、音乐、美术和剪辑,王氏电影的底色属于他们。

彼时,王家卫踌躇满志,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彰显自己的才华,告诉世界——香港出了个王家卫,他独一无二。尽管他拍不出大卖的商业片,但《阿飞正传》等片已获业界肯定,为他在海内外积累一定口碑。这部电影给了很多人信心,也奠定了他们这批人的基础。当然,王家卫和自己的搭档意见并不总是一致,《东邪西毒》就让林青霞、张国荣直呼不懂,但即便如此,他们还是互相尊重,因为他们在坚持自己觉得对的事情,哪怕在别人眼里是浪费时间。

那是香港电影业的黄金时代。人人都憋着一股气,想要做导演、拍大片、一举成名,投资人面对踌躇满志的作者,高谈阔论,还不像今天这样小心谨慎,饭局里时不时蹦出新点子,一见如故的戏码每天都在上演。那是最野心勃勃的香港,也是处于十字路口的香港,从弥尊道到维多利亚港,每个人都期望自己是下一个造梦人。

王家卫赶上了一个好时候,他能够大胆泼墨,在纸面作画。他拍出了一些充满灵气的片子,如烟花闪耀在香港的天空。《重庆森林》就是其中的典范,他是王家卫在拍摄《东邪西毒》时抽空“玩出来”的作品。片子只拍了一个月,却表现出一位作者在自由状态下的惊人才华,在这里他有最默契的拍档、最有灵气的演员、最不受规训的创作状态,哪怕只有一个月,他依然拍出一部充满灵气的电影。

《重庆森林》最初并没有完整的剧本,只是王家卫脑海里有三个短故事,它想以此串成一部电影,后来因为第二个故事拍得太尽兴,他决定将第三个故事挪给下一部电影(即《堕落天使》),前两个就是《重庆森林》的成片。

这部电影是一次剪辑的杰作。它原本是喜剧,故事情节和成作截然不同,可依靠剪辑,王家卫愣是拍出一个面貌全新的作品。他删去了大量素材,2011 年,网上流传出一部分被删的戏份。视频中,林青霞摇曳生姿地唱了一首歌,十分动听。但即便是那么珍贵的片段,还是被王家卫剪掉了。但事实证明,这样的取舍是值得的。

王家卫、杜可风、林青霞、梁朝伟、王菲等,他们那时候足够疯狂。一个月内,王家卫白天写剧本,晚上拍镜头,在香港的大街小巷,林青霞带着金色假发一路狂奔,杜可风则扛着摄像机紧追,他们那时候很快乐,像一群孩子在阳光下跳舞。

《重庆森林》成为歌手王菲的电影代表作。在此之前,王菲的电影生涯乏善可陈。她一生只参演了 7 部电影,第一次是在 1989 年出演 TVB 的同性题材短片《别姬》,但该片浮皮潦草,王菲也未一鸣惊人。1991 年,她又在 Beyond 主演的励志片《莫欺少年穷》中客串,扮演符合直男性幻想的妙龄女郎。这段时间,王菲的电影履历非常单薄,没人相信她会成为影后。

但 1994 年,一切都不同了。她遇见了王家卫,拍了这部《重庆森林》。

阿菲这一角色简直是为王菲量身定做。对于这个角色,王家卫要的就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,这个角色可以把收音机开很大声、做事漫不经心、在店里又唱又跳、到别人家中玩起改造。王菲有种让人原谅她胡作非为的气质,王家卫看中的就是这一点。就像林奕华在《假王菲之名》中说:“王家卫让她在《重庆森林》中演“自己”——她那漫不经心的、游荡式的表演方式,与片中戴上假发努力使人看不出她是谁的林青霞一比较,确实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。”

《重庆森林》也是王家卫最亲近都市青年人的一部片子。在眩晕的光影中,他试图还原当代都市男女的生活本质。伴随着《California》的乐声,阿飞、何志武们暧昧、失落又渴望的心境被映射出来,主人公们一直在寻找他们握不住的东西。与他们的祖祖辈辈相比,他们生活于更支离破碎的年代,一些东西瓦解了,一些东西还没愈合,他们就处在这尴尬的裂缝中,漂泊于时间之河。

这不是王家卫第一次探讨这个主题,《阿飞正传》已经有过。旭仔和何志武,本质上是一类人,指向王家卫的内心世界。这样一个“圆满”的导演,却始终在内心留下一块孤独的飞地,这个飞地如同现实的香港,精神与地理发生错位,如同地球上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

《重庆森林》后,王家卫紧接着拍出《堕落天使》,李嘉欣的自慰片段引人热议,但比起噱头,学院对电影本身却反响寥寥。结束完这个拍摄流程后,王家卫决定离开香港,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,在阿根廷,一群人陪他受罪。

在这里,他拍出了电影《春光乍泄》和记录片《摄氏零度》,后者是前者的衍生物。《摄氏零度》有一句台词:“生命感好严重。好像有生命,可是有点生病。”张国荣就是在这里生病的。在这里,一群香港人在异国他乡,忍受资金紧张和导演“超时”,拍着拍着,张国荣感染了阿米巴细菌,梁朝伟也一度身体不适,为了阻止剧组人员偷回香港,王家卫甚至把他们的护照扣了下来,让剧组患上严重的思乡病。成片中,返回香港的演员情绪饱满,那不是演的,而是真情流露。

《春光乍泄》于 1997 年上映。1997 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,香港导演很喜欢用这个年份做文章,如《玻璃之城》《天水围的日与夜》《去年烟花特别多》《细路祥 細路祥》等,但在不少作品中,电影的政治影射反而喧宾夺主,使其沦为“政治狗哨”。相比起来,《春光乍泄》选了一个相当讨巧的角度,它避开政治大词,呈现远离香港的异乡恋人。

《春光乍泄》骨子里说的是爱情和生活。何宝荣、黎耀辉是同性恋,可他们朝夕相处,和普通恋人没什么区别。他们的依赖与被依赖、虐恋或逃离、控制与猜忌等,都是普通恋爱中常有的情绪,王家卫没有刻意表现“同性与异性”的不同,他说:“我拍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同性恋电影,而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。同志并不是主题,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才是重点,只不过这两个人恰巧都是男人而已。”

“我曾以为我和何宝荣不同,其实寂寞的时候,我们都一样。”通过对主角的刻画,《春光乍泄》在给同性恋“去魅”。当越来越多人呼吁关心同性恋、平等对待同性恋,异性恋针对同性恋的“特殊视角”仍在发挥强大的力量。同性恋表面被关怀,实际上仍被视作“特殊人”。但《春光乍泄》真正做到了平等看待,在这个光影闪烁的世界里,同性恋人的感情真实而琐碎,他们的爱与恨都与异性恋无异,区别不过是性取向罢了。

《春光乍泄》高度浓缩了王氏电影的质感——强烈的生命力和迷惘的个体生活。王家卫一生中只拍了一部电影,这部电影暧昧、孤独,却有旺盛的情感体验,他在这部电影中安排了许许多多游走于城市角落的青年男女,这些人避而不谈宏大命题,既不过问时代,也不心忧社稷,他们关心自我的幸福、自己的归属感,他们流连于美好肉体和转瞬即逝的夜色,又不得不面对迅速的离别。王家卫残忍地宣告他们努力的失败,并通过一次次重复与错过营造出一幅虚无图景——他们总是会与自己的期望擦肩而过,囿于自己的虚弱小心翼翼地把持这尴尬的分寸,但就是这份虚弱使他们逃不出怅然若失。

何宝荣和黎耀辉都是孤独的人,因为孤独,何宝荣依赖黎耀辉,也是因为孤独,哪怕何宝荣一次次胡闹,黎耀辉也保持忍受。一切就像是一场循环游戏,如《暧昧的品味》一书说:“他们关系在一次次“不如重新开始”的憧憬中陷入一轮轮恶性循环。“不如重新开始”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,就像他们曾一起寻找未果的瀑布,在寻找的过程中就迷失了。”

无论是《春光乍泄》里的黎耀辉、何宝荣,还是王氏电影的其他主角,他们都是自己选择孤独的人,孤独是他们的底色,怎么逃也逃不掉。

还记得在《摄氏零度》中,张国荣与梁朝伟翩翩起舞,张国荣在一旁欣然观看。他们跳起舞来,好像世界只有彼此,他们不亦说乎,向自由的飞鸟。不想飞鸟一去,竟再不归来。

无脚飞鸟

2003 年 4 月 1 日 18 点 43 分,有一个人从高楼坠下。由这一刻起,千千万万人自发怀念他,电视媒体循环他的声音,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。张国荣,他就像电影中的无脚鸟,一飞起来,就注定无法着陆。这一次,他飞得太远。

如今人们知道,他是坠楼而亡,在坠楼之前,他在纸条写下一个英文单词:Depression(抑郁症)。张国荣半生与这只魔鬼搏斗,最后被它吞噬。而他在荧幕上留下的经典角色,多多少少都有抑郁的色彩。很难说艺术有没有加剧他的痛苦,但至少对他而言,演戏的时候很快乐。

张国荣并不是王家卫合作次数最多的艺人,却绝对是最刻骨铭心的。他俩第一次合作是在《阿飞正传》。在那里,张国荣是漂泊无根的旭仔。

旭仔从小与生母分别,靠寻欢作乐来排解孤独,奈何无济于事。他要寻找生母,依然无功而返,最终客死他乡,成为一个“失根”的象征。电影里,“无脚鸟”的意象被反复提及,王家卫借旭仔之口道:“我听别人说,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,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,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,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,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。”

王家卫通过这个故事映射自己。他出生于上海,五岁跟随父母南下香港,漂泊、失根成为他的心结。所以在《阿飞正传》里,张国荣是香港人,她的养母却操着一口上海话,吴侬软语与粤语的对碰不是一种偶然。

所以,二十年后他要拍《繁花》。《繁花》补白了他对故乡的想象,他曾说:“我与《繁花》一见如故。”其实,他是对上海的影子一见如故,他的心里装着上海。从小到大,王家卫一直在文本里寻找上海,从施蛰存到张爱玲,从张爱玲到金宇澄,明里是香港,暗里是上海。从上海到香港,再从香港返回上海。王氏电影如同回环,周而复始,构筑起王家卫的电影世界。这个世界与韩邦庆、张爱玲、施蛰存、金宇澄的文学风景互相呼应,熔炼出沪港的光影想象。

在这个光影世界中,总有一个浪荡儿独自彷徨,这个人正是旭仔。张国荣演出旭仔柔软的一面。旭仔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,养母当初收养他只是因为钱。作为一位家庭缺位的浪荡儿,他缺少安全感,由于童年时期的痛苦,他将自己的真情藏得很深很深,不敢再轻易爱一个人,而只是有意无意的“点到为止”。旭仔不知道自己前路何方,所以当苏丽珍想和他结婚,他选择了分手。但旭仔盼望一个精神寄托,所以,他不顾一切寻找生母,他要找的不只是母亲,还有失落的故乡。那里正是心安处,但他永远找不到。

从与张曼玉的第一场戏开始,张国荣就深深抓住了观众的情绪。一个眼神,一个转身,只要他在场,一开口就是宠儿。据说眼睛有神的演员能同时说两种台词,他的口会说话,他的眼睛会说话,张国荣就是如此。

其实,在最初的剧本里,旭仔戏份不多,但王家卫觉得张国荣演得太出色,忍不住给他添戏,结果改成了张国荣的独角戏。他深情镌刻出旭仔的一生,也让《阿飞正传》成为无法磨灭的经典。人们好奇,他到底演的是旭仔,还是他自己?或许可以说:张国荣把自己的矛盾、自己的痛苦、那些隐藏至深的真情,都托付在旭仔身上。当他对着众人笑,他内心冷暖自知,当他一个人躲在黑暗里,他把眼泪寄存在角落。他无法释怀的苦闷,只好暂时在戏剧中宣泄,于别人,演戏是一份工作,于张国荣,这是一种排解。

三年后,王家卫与张国荣的第二次合作。《东邪西毒》,他演西毒欧阳锋。《东邪西毒》被誉为华语武侠电影的另类高峰,如今成为经典,但在公映首日,它却遭遇票房惨败和多数人的差评。

它的英文名是“Ashes of Times”,意为时间的灰烬,在王家卫的江湖中,最厉害的不是武功,而是时间。王家卫看到一句话:“情若连环,恨之流水。”大意是:感情像连环解也解不开,恨却如流水般东逝。他很有感触,于是拍出这部电影。忧郁的张国荣是这部片子的最佳注脚,他饰演的欧阳锋行走江湖,看似冷傲,实则自卑。

《东邪西毒》成绝响,《春光乍泄》又复来。这一次,张国荣演何宝荣,这个角色“更像是只蝴蝶,一只感情激烈的蝴蝶。”何宝荣是一个美丽而忧郁的影子,他向往自由,又对恋人又强烈的依赖,他和黎耀祥始终在撕扯之中,如同一对“漂亮冤家”。

张国荣的身上有一种颓废的美感,这在《阿飞正传》中已经可见一斑。阿飞是一个无根的失意者,一生都在寻根,却死于途中。何宝荣同样有失意的底色,但他和阿飞又有不同,他并不是一个轻佻多情的男人,相反,他有很强的占有欲。何宝荣象征了感情中的激烈一方,而黎耀辉更有一种温和的力量。前者敢于打破生活的庸常,却敏感脆弱;后者内敛含蓄,需要信任的一方给自己指引。黎耀辉企盼稳定,却难舍蝴蝶的美丽,可当他想全情投入于何宝荣的恋情,又感到二人相碰,必有一方要流血。

王家卫说:“在我看来,leslie(张国荣)演的角色就像飞机,而 tony(梁朝伟)的角色像是飞机场。飞机需要着陆,但又会飞走。”这世上总会有人喜欢陆地,但张国荣注定属于天空。当影迷热爱张国荣,他们热爱的是自由生活,也是一份敢于选择和放弃的勇气。

但也就是因为拍摄《春光乍泄》,王家卫与张国荣有过矛盾。张国荣在阿根廷染上阿米巴病毒,险些命送于此,捡回条命后,整个人瘦得不像样。因为拍摄进度问题,二人发生意见分歧,自此之后,他们再无合作。而这,成了王家卫一生的心结。

梦里踏雪

再美的事物,也随一朝春尽,花落人亡两不知。一段消失的岁月。如同“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,看得到,抓不着”。当初拍摄的阁楼已不在,皇后大道东的店铺换门面,重庆森林里,来来往往多少人家。灯光之下,当王家卫脱掉墨镜,回头向玻璃窗望去,在他眼前的东西,他还能否捉紧?他抵御得了名利,但时间才是最难防的贼。或许在某个刹那,一个人以为永久的东西,已经一瞬而过。

《东邪西毒》里有一句台词:“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,看见一座山,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。我很想告诉他,可能翻过去山后面,你会发觉没有什么特别,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。”对王家卫而言,更痛苦的事情也许是——当他翻到山后面,昔日共同翻山越岭的人已不在。

张国荣永别人间,《2046》后,杜可风也暂别王家卫。倒不是彼此有多大矛盾,只是杜可风有自己的野望,他想自己当导演,趁还未衰老多拍几部片子,跟着王家卫,四五年才拍一部片子,他已经受不了了。

王家卫的作品从不是一个人的结晶,那是一群人共同打拼的结果,也是一个时代特有的产物。人是社会的产物,个人的作品与他的时代总有微妙联系,当一个人告别最佳的创作环境、告别造就他的时代氛围,他哪怕再努力都不得不面对某种意义上的平庸。这个平庸相比他辉煌时而言。潮起潮落,人也必然会有高低起伏。

人到中年,愈发有深陷泥淖之感。追捧的人越多,知己却已远在天边。当花样年华已成过去,王家卫不仅要面对一些人离开的事实,还要与世俗的压力搏斗。

他不可能不考虑市场的趣味。他不止一次抱怨过市场对作者的束缚,他曾对好友说:“并没有多少导演可以自由开拍自己喜欢的电影,主宰电影的创作人,反过来必须为投资者服务。”比如《一代宗师》,这是王家卫投入度很高的电影,但成本也很高,加上王家卫向来拖拖拉拉,搞得电影超支严重,不得不拿他的房子抵押。

《一代宗师》如同一座宽敞华美的宫殿,装饰眼花缭乱的花纹和提线木偶。王家卫用他们表达自己的理念,传递他对历史和武侠的理解。叶问象征着儒道结合的仁义宗师,宫二象征着压抑欲望的中国女侠,和叶问切磋的对手,也各有各的属性。如灯叔包场子后发生于金楼之上的三场打戏。面对妓女三姐的八卦掌与“撩裆”尝试,叶问的一句“何必拆祠堂”,化解的是妓女所代表的“色”;面对账房先生的“半步崩”,叶问用“桥手”应对,化解的是账房先生代表的“财”;面对电梯管理员勇哥使出的洪拳、螳螂拳、猴拳,叶问又一一化解,这一次他化解的是“名”。妓女三姐、账房先生、电梯管理员,他们的招式各象征了色、财、名。

王家卫说:“剑术水平有三乘,下乘曰“见剑不见人”,中乘曰“见人不见剑”,上乘曰“人剑都不见”。一线天是高手,千金难买一声响,多了就俗了。”于是,《一代宗师》的重点不在武打。一线天的雨夜巷战、宫二的“叶底藏花”,已经难得激烈,其余不过杯盏之间,分出胜负。王家卫和徐皓峰写的台词文气十足,消磨了功夫片普遍存在的暴戾之气,呈现出“茶”一般的淡朴气息。

叶问成为儒家道德的载体,他的克制与守礼压抑了生命的冲动。梁朝伟过去多参演文戏,在文艺片中保持着儒雅沉静的个人气质,这种气质与甄子丹形成鲜明对比,他们的个人气质决定了他们所能诠释的叶问,必然是两种不同气质。宫二则象征了资本世界对传统东方女性的想象,这位身披黑色貂皮大衣、头戴小白花、喜欢玉兰花旗袍的女性,从打扮上就具有典型的东方风情。她是王家卫对东方侠女的一种理想化建构。

侠之一字,一念执着。《一代宗师》与这些理想人物相互交织,使影片自成一体,成为王家卫式的理想江湖。

三十年来,王家卫成就了王氏风格,后者却又羁绊住他。他的一生都在拍一部电影,一个从寻找到错过的世俗故事。寻找王家卫,寻找的不只是他,还有失落的花样年华。

王家卫囿于自己的套路,也曾试图逃离套路,但以失败告终。他和张嘉佳联手拍出一部烂片,这部片子就是《摆渡人》。不能将败因全归张嘉佳,据片场人员回忆,《摆渡人》实际上由王家卫主导拍摄,张嘉佳名为导演,却忙于修改一稿又一稿剧本。所以,这其实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。

世人欣赏王家卫的悲剧,但对他的喜剧却评价不高。他有写喜剧的天赋,《天下无双》就是他和刘镇伟一起写的,而《摆渡人》就是《天下无双》的路数,可是,时代不同,观众已经不接受这种趣味。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一些美术奖项,内容却无甚深度。王氏电影的元素在《摆渡人》中痕迹明显,可是,当这些元素和油腔滑调的肢体语言相结合,就成为一场观感的灾难。

王家卫对这部电影很在乎,当《摆渡人》票房和口碑都遭受重挫,他说:“其实天下之大,又何止南北。一味求全,等于固步自封。在你眼中这只是一部电影,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。所谓大成若缺,有缺憾才能有进步。”他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对《摆渡人》的喜欢,但这一次,他的老影迷不买账了。很多人甚至怀疑——王家卫到此为止。

王家卫是否到此为止,现在讲为时尚早。但可以肯定,他精心编织的蛛网,最后已将自己黏住。王家卫给自己选定的色调,成为他一生的羁绊。他自己或许也认清了这一点,所以才回过头来,拍摄更和老影迷胃口的《繁花》。

于他而言,这或许是一个寂寞的时代。激进的人说他衰老了,他其实没有改变。王家卫还是那个王家卫,一个追求浪漫、品尝孤独的王家卫,但时代已经不是他熟悉的时代。

记得张国荣离世多年后,王家卫在一个采访里看到《阿飞正传》的片段,他看到张国荣笑得很灿烂。他起初很平静,直到谈起张国荣,一点一点动情。王家卫很少流眼泪,但看到张国荣独自起舞时,他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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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 :宗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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