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民哲」们的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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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们愿意思考,试图去理解生活与世界,但可能并不是在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反思。”

74 岁的李文仁喜欢和年轻人讲自己的理论,讲着讲着便拿出一包 5 块钱的“钻石牌”香烟,抽出一根点上:“贫穷的哲学家只能抽贫穷的烟。”

但没有人理解他口中的“通天哲学”,这一他自称研究了 23 年的“世界终极奥秘”。他认为自己参透了“世界万物阴阳相生相克”的道理。他将万物归纳为阴阳二元:女为阴,男为阳;桌子为阴,凳子为阳……提到人妖,他啐了一口:“这不正常的东西不是我‘通天哲学’研究的。”

带着自己的《通天哲学》书稿,李文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。

这是自 1900 年以来,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学大会第一次来到中国。大会由北京大学和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举办,8 月 13 日至 8 月 20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。

这场以“学以成人”为主题的大会,李文仁已在北京苦苦等了一年。在那里,共有 7000 多人参加大会,他也遇到了众多和自己一样的人。

但不怎么会上网的李文仁并不知道,在会议召开时,他们这些人已成为人们朋友圈的调侃对象,他们被称为“民哲”,而在公众印象中,民哲是一群偏执狂热而专业学养欠缺的哲学爱好者。

会场外的“秀场”

哲学大会每场会议的时长保持在 1-2 小时。李文仁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与“道”相关的讲座:“这符合我的‘通天哲学’。”听发言时,他坐得笔挺,神情肃穆,仿佛一尊雕像。

每天的会议,李文仁都沉默着。他知道自己的秀场不在会议室和讲台上。

会议结束,李文仁准时出现在四楼的开放休息区,右手托举着打印成册的资料,一言不发,“吆喝是很廉价的事”。他穿着发黄的白衬衫,伏在高脚桌上。胸前口袋中的钢笔漏了墨,黑斑渐渐渗开,与原来洗淡的墨渍混在了一起。

“有出版社来找我,今年就会出书。”他把一本装订的《通天哲学》,递给围观者。这本三厘米厚的书被传阅后回到李文仁的手中。他摩挲着封面上的褶皱:“有四十几万字呢!”

李文仁的《通天哲学》。周鑫雨 摄

他将自己的“通天哲学”称作是“正道”。当被问及如何通天,李文仁缓缓地说:“'3'是最稳定的,只要做到有‘我’、‘目的’、‘行为’,就是稳定的,也是通天的。”

“那梦境怎么解释?做梦的时候人没有目的啊。”有听众质疑。

李文仁显得有些窘迫,灰褐色的眼珠不时地瞟向窗外。他转而变得有些愠怒,呵斥道:“小孩子就是小孩子,问的问题都无关紧要!”

四楼的休息区,咖啡的香味混着印刷制品的油墨味。十多张高脚桌供人讨论和小憩。会议室的灯灭并不代表一场讲座的结束——在休息区,人们延续着讨论。三名与会者围着一张高脚桌,关于“真理是工具还是目的”产生激烈的争吵。他们手中的咖啡杯被多次敲击在桌上,发出“梆梆”的声音。

民哲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绝佳的“舞台”,纷纷聚到了这里,向与会者介绍自己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。

今年 63 岁,来自安徽淮南的宣昶玮,自称解决了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的问题,为世界哲学史做出了“惊天贡献”。他称自己为“中华思想家宣昶玮”,要用五百多篇文章为“中华文明重建世界精神秩序”做好理论准备。

四楼茶歇处聚集起来交流的“民哲们”。张一川 摄

还有的参会者自称“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‘老子’”、“超时空哲学体系创立者”及“超时空催眠演说家”……

2004 年,“民哲”一词在网络上出现,被部分网友拿来与“民科”摆在相似的位置。彼时与“民哲”一词相对的是“专哲”。从宽泛意义上说,“民哲”是指那些未在高等院校接受过专业哲学教育,且不在学术机构以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为职业的哲学爱好者。

一位学者在《我所认识的“民哲”》一文中描述了“民哲”形形色色的社会身份:有国企工人、中小学教师、自由职业者,也有农民、农民工、公务员、医生……就阶层而言,基本上都是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。

社科院研究员单继刚将 2004 年称为“关键节点”,在那年,由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哲学大会上,民哲迎来了第一次“集体亮相”。2012 年,一家网站邀请了约 30 名民哲与两位著名哲学家,参加了一次“首届中国民间哲学对话会”,民哲再次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关注。

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执行秘书长、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哲说,他也注意到了网上的一些声音,一些网友更乐意关注民哲们的表现。

刘哲说,本次大会估算注册人数达 7000 人以上。除 22 场全体大会外,各类型报告、会议超过 1000 场,是历届世界哲学大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。

“所以这几个‘民哲’的一点声音是微不足道的,但我们要先明确一点,被发在网上的这几个人,并不能代表‘民哲’群体,更不能代表整个大会。”

哲学狂人

8 月 19 日下午,“太极城哲学院秘书长”卢其旺在一场分组会议上报告他的论文。能容纳 40 人的会场来了 11 位听众,5 位来自太极城哲学院的参会者坐在了最前两排。

正在发言的卢其旺以及台下不断帮其拍照的太极城民哲。周鑫雨 摄

原定于第一个发言的卢其旺没有准时出现,主持人准备安排另两位年轻学者上台,台下的参会者们有些抱怨。

其中一位坐不住了,弓着身背着手在会议室中踱步,他盯上了另外两位要发言的年轻学者。

“你多大了?”“什么学校的?”“结婚了没?”

“我三十年所识你知道是什么吗?系统交换你听过吗?我研究出来的!”年轻学者摇了摇头。

参会者开始在包里翻腾。他拿出一沓厚厚的论文,甩在年轻学者面前:“你好好看看,学习学习。年轻人要有见识!”

十多分钟后,卢其旺姗姗来迟,他没有急着开讲。而是站在印有“太极城哲学院”图样的 PPT 首页下合影。他不断转动着身体,对台下的镜头来者不拒。

“这是他的职业习惯!”台下一位参会者悄悄对身旁的人说。

“首先,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太极城哲学院……”这是卢其旺演讲的固定开场白。前排总是爆发出一阵欢呼。

他口中的“太极城哲学院”创建于 1988 年,是由一群信奉道家学说的民哲在地貌状如太极的陕西省旬阳县创建。”

卢其旺 2011 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入了会。他大方地承认自己是个“民哲”:“哲学不出狂人,还叫哲学吗?”

自称解决了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”问题的宣昶玮也被网友们认为“狂”,甚至是“一个极度狂妄自负的人”。

“现在有些人讽刺挖苦、歧视抵制民哲,觉得我们是不太正常的人,实质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!”宣昶玮一见到记者,就做了如此宣告。他认为西方文化占据了话语霸权,相当一部分以研究中华文化为旨趣的民哲因此被打压,“这次哲学大会就是这样!”

“我也觉得‘鸡蛋问题’没什么意思”,宣昶玮说,“惊天贡献”的用语只是为了宣传,目的是吸引人们看看后面的东西。他所谓后面的东西,指的是“中华思想家宣昶玮”用五百多篇文章为“中华文明重建世界精神秩序”做好了理论准备。

原名武学斌的宣昶玮相信自己智慧的来源和佛祖一样——“佛说一滴水中有八万四千虫,现在已经被科学证实了。西方哪个哲学家说过这个?”

但他又说有些问题科学解决不了,“磁铁为什么不能吸铜?”他认为科学不能给出答案,但通过佛法他已经知道了,只是“天机不可泄露”。

上世纪 80 年代初,哲学热潮和气功热潮抵达《淮南子》的诞生地。下放农村 4 年的知青宣昶玮,考上安徽淮南矿业学院,在大学里同时研读起了科学哲学和中华传统文化。

但他很快发现科学哲学的“局限”,“不能解释中国的‘玄学’,风水啊、命理啊都不能解释。”于是转而专心研究中国的“玄学”。

“研究哲学是一个人的事”

去年,家在新疆的李文仁只身一人来到北京,为《通天哲学》寻找出版社。

“研究哲学的路必定是充满苦难的。所以我一个人在北京完全不怕吃苦。”在开往国家会议中心的公交车上,有人给李文仁让座。他拒绝了:“安逸让人腐败。”

农光东里的地下室阴暗潮湿,散发着霉味,近十间房拥挤在一个 U 字型的走廊旁。其中最逼仄的一间屋子,便是李文仁的住处。

他的房间 4 平米左右,凌乱不堪,遍地都是写废的草稿纸。一张床占据了房间三分之二的空间,紧挨着的书架上堆着十几本书,都是他不同时段的“作品”。李文仁见人来拜访,赶紧将门掩了起来,将未洗的碗筷藏到了桌底。

李文仁在北京租的地下室。周鑫雨 摄

在这里,李文仁过着昼夜不分的生活。凌晨三点起床开始写作,直到下午四点才出门,买一碗 15 块钱的汤面充饥。

研究哲学后,李文仁少与人来往,成日将自己关在卧室中写作。他烟瘾很大,身边时常备着两包 5 元的“钻石”,写书时一支接着一支抽。写到尽兴,他会“奢侈”一把,改抽 5.5 元一包的“七匹狼”。

妻子忍受不了烟味和昼夜不分的作息,和他分了居。“我不是他老婆,他的事我都不知道。”提起丈夫,李文仁的妻子显得很抗拒,“他的钱都花在买烟上,不干正经事。”

但李文仁不后悔:“研究哲学是一个人的事。”

2010 年左右,李文仁带着自己的第一份作品《六界哲学》来到北京。“北京的出版社多,我要出版我的书,然后成名。”

2011 年,《六界哲学》正式出版,定价 68 元。他说为这本书,光写作的草稿就积累了 150 多公斤。

但因为利润问题,李文仁和出版社闹僵了,《六界哲学》没有在书店销售。他向出版社要回了自费七万元出版的 1000 本书,每日游走在高校附近的天桥和地铁站向行人售卖——这样售卖了三年。

王雁是李文仁卖书时认识的顾客,也是他唯一的朋友。

2015 年夏,王雁从家乡武汉来到北京,参加海淀区的一场展销会。出了展厅的门,他一眼就看到了李文仁。老爷子穿着发黄的白衬衫,神情严肃,站得笔挺。他用左手举着一本《六界哲学》,从不招呼客人,只在有好奇者驻足围观时才开口。

王雁被这个“奇怪”的老人吸引了。他将李文仁称作“李老师”:“下意识觉得写了书的都是大学者。我自己也对哲学很感兴趣,就想和他聊聊。”

李文仁送给王雁一本《六界哲学》。王雁反复研读,也请教了几位好友,最后得出一个结论:这本书没有章法。

最后,《六界哲学》的销量停在了“300”左右。

150 公斤的草稿和 700 本书让住所变得逼仄。纠结再三,李文仁将 50 公斤草稿和所有的书以 1 角 / 公斤的价格卖给了废品站。看着心血被打包装车,他的心一下子“空了”,“剩下 100 公斤草稿我坚决不卖了。”

在第一本书上栽了跟头,李文仁变得更加谨慎,在《六界哲学》的基础上,他精简了文字,原来五十万字的文稿被合并、删改为了四十万字的《通天哲学》。李文仁开始对出版社变得挑剔:“不在新华书店卖书的出版社我不会考虑”。

李文仁在即将拜访的出版社目录上写下的话。周鑫雨 摄

“民哲的价值就在于其独特性”

在会场上,刘哲也曾被民哲拦下,要与他分享自己的思想和观点。“他们愿意思考,试图去理解生活与世界,但可能并不是在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反思。”刘哲认为,有些民哲热衷于表达自己,而没法形成实质交流。

等待提问的“民哲”。周鑫雨 摄

“哲学也具有教育功能,世界哲学大会并不是仅局限于专业学者的交流,也是搭建一个专业学者和公众沟通的桥梁。”刘哲介绍,根据北大与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签订的备忘录,世界哲学大会不得以言论、身份等为由限制任何人的参与。

刘哲说,据他的观察,民哲投稿的论文多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、马克思主义、科学和自然等类别的主题上。

“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哲学市场的需求很大,”刘哲认为,民哲可以反映“公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”,进而能促进“专业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反思”。

张亮(化名)在世界哲学大会中担任志愿者。几天会期下来,张亮总结出一套辨别民哲的方法:“多为男性、喜欢与人交谈、嗓门大。”

在张亮的印象中,这样的民哲有两三个:“他们的心里很矛盾,既看不起别人,又希望自己的理论被别人承认。”

因爱好来参加大会的林华(化名)也在茶歇处偶遇了和学生争辩的李文仁:“这么大年纪了还研究哲学,我觉得还是有些佩服。”

回应他人质疑的李文仁。周鑫雨 摄

林华总结了一个民哲们的共有气质:“对于自己的理论很执拗,把哲学看成全部。”

2012 年 3 月,在应邀参加的“首届民间哲学对话会议”上,社科院研究员赵汀阳介绍,西方哲学的传承有两类:问题的传承和文本(概念)的传承。前者不断推动哲学的进步,后者则让思考哲学的人能在同一个话语下展开讨论。

赵汀阳觉得民哲们普遍对“问题”的兴趣大过对“文本”的兴趣。“哲学的经典著作就像围棋的棋谱”,前人已经总结出很多定式,不去学习,“非要重新想一个定式,那多难呀?”

而在社科院研究员单继刚看来,“专业”哲学家之所以“专业”,“只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一定的套路、技巧和范式,并不代表智慧上的差异。”作为相对于“专业”哲学家的存在,他认为称呼民哲为“业余爱好者”更合适,“不过也要先去掉那些有‘精神问题’的,他们不属于哲学的范畴。”

“我们当然可以从专业角度,用范式、立论、逻辑来评价他们的学术水平。但是,作为非职业群体,我们需不需要这样要求他们?”单继刚觉得诞生于“生活哲学”的民哲,价值就在于其独特性,不必“套路化”同专业哲学家一样,但可以为专业哲学家提供营养。

“就像巴西足球一样,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富饶的哲学土壤,就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哲学家。”

8 月 20 日,会期的最后一天,没有了同时举行的四五十场分组会议,只有全体会议大厅的主旨讲座,四楼茶歇处比前两天更为热闹。倚桌而立的学者们用言语讨论或散发文本的方式“贩卖”自己的思想。

一篇名为《世哲会圆满落幕太极城哲学院载誉归来》的文章被转发到太极城哲学院的微信群中,接受赞誉。有人在群聊中放言:“下一次世哲会,太极城的学术水平将要力踩世界大会专家学者!”

李文仁没有这么幸运。因为与会者认为他“扰乱会场秩序”,他被举报给了会场的工作人员。

保安没收了他的书和资料,将他送出了会场。

文|周鑫雨 张一川 编辑 | 胡杰

校对 | 范锦春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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